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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国际移民、知识流动与知识生产跨国合作
作者：铁瑛、崔杰
期刊名称：经济学(季刊）
发表时间：2023-7-15
摘要：
本文从国际移民的角度探讨了国际知识流动与知识生产的跨国合作问题。本文构建了一个精简的知识生产模型并基于1990—2019年全球移民和专利引用数据进行了经验研究。基准结论表明，移民流出提升了目的国对本国专利的引用，即国际移民促进了知识的跨国流动。机制检验发现，当国家间默会知识交流障碍更大，或者作为默会知识载体的技能移民更多时，国际移民更能促进知识的流动。最后，本文识别了跨国合作专利，并发现国际移民促进了知识生产的跨国合作，并且当合作双方的发展程度差距较大时，这一促进效应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关键词：国际移民;知识流动;知识生产跨国合作
引言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变得更弱，实现与过去相同水平的技术进步也需要更多的研发努力（Gordon，2018）。如图１所示①，全球创新版图出现了两个重要变化：第一，创新活动由原先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向其他国家扩散；第二，跨国合作显著增加，中等收入经济体逐渐成为国际创新合作的重要力量，加入全球创新网络。②由于各国关于知识储备和人力资本的长期积累具有一定的差异，除了增加研发投入外，技术前沿的突破还有赖于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知识在国家间的自由流动有利于日益复杂的技术问题得到解决（Peri，2005）。而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长期执行的 “市场换技术”策略虽然促进了生产率的提升，但却很难真正获取核心技术，尤其是嵌入核心技术内的默会知识①。由于新知识往往是显性知识与默会知识结合后共同产生的结果（Mokyr，2005），缺乏对默会知识的学习，将难以推进技术前沿，不仅不利于创新强国的实现，更有可能导致我国落入 “创新陷阱” （诸竹君等，2020）。因此，探索知识在国家间的更有效流动，通过吸收国际前沿知识实现本国的自主创新就显得尤其重要。
图1 创新合作的变化趋势及各类国家参与
国际创新合作的比重变化(1980—2017年)
默会知识对新知识的产生具有关键作用，但却因为储存在人脑中难以通过语言文字符号予以记录，因此需要借助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交流才能得以扩散 （Howells，2022）。除了默会知识本身的传递特点外，由于知识的跨国流动还严格受限于地理距离、文化差异等带来的交流障碍，进一步加大了默会知识扩散的困难，这也意味着实现知识的充分流动更加离不开人类的迁移和彼此互动。
作为流动于国与国之间的劳动力群体，移民恰好满足了可以实现面对面交流默会知识的两个重要条件。第一，成功跨越目的国迁移门槛的移民往往拥有一定的教育经历和工作经验，使其自然地成为默会知识的载体，尤其是受教育水平较高或从事科研工作的 技能移民，拥有更加丰富的默会知识，对知识的扩散和生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HuntandGauthier-Loiselle，2010）。第二，移民可以与当地人进行跨文化的面对面交流 （Bo-settietal.，2015），有效地减少传递本国信息时的摩擦。因此，在知识的跨国流动与生产过程中，移民将会扮演怎样的角色？作为重要的国际移民流出国与目的国，移民能否 成为我国吸收前沿知识的重要来源，又能否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科研合作，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资源？这正是本文所要尝试解答的问题。
目前关于国际移民的相关文献更多地关注了其参与物质产品生产的过程，而相对忽视了国际移民在知识产品生产中的作用。例如在微观层面上，已有研究发现国际移民促 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改进（Hornung，2014），扩大企业出口 （杨汝岱和李艳，2016）等；在宏观层面上，推进一国比较优势转变 （BaharandRapoport，2018），促进人力资本积累 （Bosettietal.，2015）等。尽管如此，在上述关注于物质产品生产的文献中也不 难捕捉到知识流动与知识生产的 “影子”。例如，Hornung（2014）等涉及企业生产率的文献发现了国际移民与本地居民的 “面对面”交流实现了本国知识在目的国的扩散，而 BaharandRapoport，2018）认为国际移民流入由于带来了本国的默会知识，使得目的国开始出口与移民来源国相似的产品。
已有研究虽然隐含了默会知识随着人的迁移轨迹而得以流动的潜在机制，但缺乏直接的证据支撑，并且关注的重点也不是知识流动或知识生产问题，本文与它们有明显差异：第一，本文关注知识产品的生产，为 “国际移民通过克服默会知识的交流障碍，实现知识的跨国流动和国际协作生产”这一关键命题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和直接的经验证据；第二，知识生产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有本质的区别，新知识的产生意味着国际技术 前沿的边际推进，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既不一定是新知识生产的结果，同时也往往并不意味着新知识的产生，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它更多地表现为对显性知识的学习和应用；第三，在具体的识别方面，本文以全球国际移民为研究对象，而非已有文献常用的短期 旅游人员流动数据或特例国家的发明家移民样本，国际移民与国际旅游人员虽然都有人员流动的性质，但同时有本质性差异，以旅游为目的的迁移更多地体现为信息的分享，而非是对技术创新具有关键影响的默会知识的流动，这就导致已有研究很难基于知识生 产或创新的背景，从理论层面上刻画外生的移民信息如何影响微观个体获取默会知识的行为，为人的迁移与跨国知识流动提供更具说服力和普适性的证据，更难从人的迁移角 度解释知识跨国合作生产的现象。而基于特例国家移民样本的研究，尽管证明了移民对知识扩散的促进效应，但却很难解释全球创新格局变化的新现象。
在知识流动方面，文献更多关注了显性知识的流动，而相对忽视默会知识流动困难对新知识生产的负面作用。例如，企业通过进口新产品以及向贸易伙伴、上下游企业进行学习而得到知识 （BueraandOberfield，2020），但基于贸易和投资渠道所学习到的知识更多的是嵌入产品的显性知识，而非本文所强调的对创新具有关键作用的默会知识。此外，由于知识流动具有独特的地理模式和偏向，很难在国家间实现自由流动，且并非所有的知识都可以借助产品和服务的流通得以扩散，而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可以帮助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默会知识的扩散 （KellerandYeaple，2013）。这就意味着 “人”在知识的流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且无法被货物或服务的国际贸易所替代，因此作为默会知识的载体，国际移民通过面对面交流所形成的跨国知识流动，特别是默会知识的让渡对于新知识的产生甚至有着决定性作用。
据笔者所掌握的文献资料，跨国创新合作逐渐增多的现象虽然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但却缺乏来自移民角度的证据。并且，涉及知识生产的研究也未对知识的国际合作生产做出较好的解释，跨境合作的实现模式也难以被现有的研究结论所支持。尽管有研究发现，团队合作可以促进成员间互动学习提升创新水平 （Akcigitetal.，2018），但搜寻创新合作伙伴并达成有效的合作关系并非易事，一方面国家之间发展差距导致合作实力不匹配，另一方面地理空间、文化距离等交流障碍也会造成信息不对称。考虑到知识流动的边界特征以及默会知识传播的现实难题，针对跨境的知识生产合作， “人”的因素更应得到重视。因此，本文识别出专利中的国际协作研发模式，在探讨国际移民对跨国知识流动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国际移民对国家间开展知识生产合作的影响，不仅从国际移民的角度解释了中等收入经济体加入全球创新合作的现象，还对发展中国家 如何在技术追赶的过程中，与创新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共同开展科技研发工作，尤其是在前沿科技领域的合作等具有一定的启发。
此外，由于国际移民的动因相对复杂，且在数据质量方面往往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因此，关于国际移民的研究经常面临棘手的内生性问题 （BaharandRapoport，2018）， 而工具变量法由于难以克服数据质量的限制也很难缓解这一问题。基于已有文献的不足，本文从如下角度对国际移民内生性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处理：第一，基于 “9·11事件” 设计了一个准自然实验，基于事件分析框架再次估计了国际移民对知识流动的作用；第二， 本文基于 “国家对年份”面板数据的数据特点，同时控制了国家对联合固定效应、国家年份联合固定效应，有效控制不可观测因素所带来的遗漏变量偏误；第三，借鉴BaharandRapoport（2018）等经典研究，选择相似的控制变量；第四，严格区分移民流向，控制反向的移民流，避免在国家对层面直接加总双方移民存量所造成的混淆。
本文基于如下三点做出贡献：第一，据所掌握的资料，本文是从国际移民的视角，直接探究知识流动与跨国知识合作生产的首次尝试。基于国际移民作为默会知识携带者的特征，本文将其引入个体在知识生产过程中获取默会知识的行为决策中，构建了一个简洁的理论框架，并利用全球国际移民和专利引用数据，借助多个衡量默会知识交流障碍的指标，探索移民通过影响默会知识的面对面交流而对知识跨国流动产生作用的理论机制，这与更多关注显性知识扩散的研究有重要区别。第二，本文使用了一种新的思路尝试克服国际移民相关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特别是针对统计不足以及虚假零值等问题，本文通过寻找外生事件冲击，设计准自然实验，直接考察事件所带来的平均处理效应，在尽可能克服潜在内生性问题的同时还有效地规避了数据质量的限制。第三，将新知识生产与生产率提升进行严格区分，利用多国合作的专利样本，首次从国际移民的视角探讨了知识生产的跨国合作问题，且进一步基于各国在多个前沿科技领域的专利样本数，深入探索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前沿科技领域的知识生产协作，不仅为 国际移民促进知识跨国合作生产提供了经验证据，还从移民的角度回应了我国一直坚持在开放中创新的发展理念。
机制检验——默会知识的流动
(一) 基于默会知识流动障碍的证据
基于本文理论分析，移民对知识跨国流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促进个体选择面对面交流的方式获取默会知识，从而形成知识的跨国流动。由于默会知识本身是无法观测的，因此，借鉴文献中所描述的默会知识传播特征，从可观测的传播障碍出发进行考察，关注默会知识交流障碍对基准结论的影响。借鉴已有文献，本文分别使用两国基因距离、文化距离、宗教距离、是否具有共同语言、是否曾经存在殖民关系、地理是否毗邻等一系列指标衡量两国默会知识交流的障碍。具体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显示，基于多个不同的距离指标均表明，如果i国与j国的默会知识流动难度越大，则国际移民促进j国引用i国专利的影响效应越强。
(二) 基于默会知识携带者特征的证据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和既有研究结论，技能移民相比于非技能移民由于拥有对科技研发具有关键影响的默会知识，对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推动力。本文采用两种衡量技能移民的指标，其一是借鉴Hunt and Gauthier-Loiselle(2010),利用OECD移民数据库提供的移民受教育水平信息，将移民划分为技能移民和非技能移民。其二，借鉴Bosetti et al.(2015),利用OECD移民数据库提供的移民职业信息，将来自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领域的从事研发工作的移民归为技能移民，其余归为非技能移民。表4为具体回归结果，其中Edu_hij表示技能移民占i国流入j国总移民的比例，lnSTEMij表示在STEM领域且从事科研工作的国际移民数，均为基期值。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移民对本国专利被目的国引用的正向影响会因两国技能移民的增加而得到进一步增强。
进一步讨论：
国际移民与知识生产国际合作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加深，知识生产过程由原来的一国之内逐渐拓展至多国合作，大量的研发创新通过团队合作的形式完成，其中研发人员来自不同的国家。那么一个自然的问题就是，国际移民流入是否会进一步促进知识生产的跨国合作呢?
本文识别了专利数据库中的团队合作专利，探讨国际移民对国家间开展知识生产合作的影响。在多国合作的专利样本中，有一部分专利的多个发明人来自三个或者三个以上不同的国家。这类专利样本按照文献中的“降维”方法，将专利出现的所有国家名称进行非重复的两两组合，再按照国家对加总，并把这种专利合作形式归为“参与合作”。而如果多国合作专利样本的发明人仅来自两个不同的国家，则被定义为“直接合作”。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移民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双边移民数量增加促进了专利的跨国合作。
本文进行拓展性研究并发现：第一，移民对专利合作的促进效应在发展差距较大的国家对中更大；第二，两国间移民往来不仅有助于克服知识生产跨国合作的国家发展水平差异，还能进一步克服两国在科技前沿领域发展差异。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探讨移民与跨国知识流动、知识生产合作的关系，并提供了来自理论和实证层面的证据。理论推导结果表明，国际移民流入带来知识的跨国流动，并提高新知识成功生产的概率。在实证方面，本文利用1990-2019年全球国际移民数据和专利引用数据，得出以下结论：（１）移民增加促进了知识的跨国流动，这一基准结论同时得到了来自外生事件分析的证据支持；（２）当两国默会知识的交流障碍更大或技能移民占比增加时，这一促进效应会得到进一步增强；（３）移民往来会促进两国的知识生产合作，促进发展 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高精尖领域的知识生产合作。
改革开放后，随着向发达国家的技术追赶，我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在2011年，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经超过美国和日本等成为全球接受专利申请量最多的机构，但关于专利质量的研究同样指出我国的创新质量与创新数量并不匹配，实现自主创新的转型仍然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在2020年的科学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加强国际科技合作，重视同各国科研人员的联合研发，更要主动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在当下我国从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的关键期，面对 “逆全球化”的思潮涌动以及国际合作的不确定性，通过发挥国际人才的力量加强全球创新合作，助力本国创新发展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笔者认为本文结论对此具有以下政策启示：我国在改革开放后实行的一些鼓励性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造成了对国外技术引进和模仿的路径依赖，但随着我国在科研创新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国内的知识同样需要 “走出去”，通过增强我国的科研影响力以及在科技领域内的国际话语权，以达到 “引进来”的目的，而这恰好可以借助移民的力量，正如本文研究得出的移民会促进知识跨国流动的结论。此外，本文结论还表明，国外人才的引进仍然十分重要，这需要我国逐步放开国内设立国际科技组织以及提供具有竞争力的优惠条件，吸引外籍科学家参与科技创新的共同研发，在主动开放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